跨过河溪小桥及菜田，来到香港元朗乡下的一座客家大屋——适庐。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曾是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营救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的一个根据地。当年亲历这一“秘密大营救”的杨永光现仍生活于此。

  “那年我大概五六岁，只模糊记得很多人来过，后来妈妈告诉我，共产党的游击队经常带来很多人，大部分吃顿饭就继续赶路了，小部分留下住一晚才走。”今年85岁的杨永光回忆说。

  东江纵队在香港开展的一次又一次大营救，是百年大党中国共产党在香港这片热土上留下的红色足迹。日前记者探访适庐，从这里开始，寻觅那些以勇毅、不屈和牺牲写就的红色诗篇。

  1941年12月，香港总督府挂起白旗，宣告香港沦陷。在香港避难的百名文化精英处境万分危急，其中包括茅盾、邹韬奋、何香凝、柳亚子等。

  “这些被营救的都是文化界精英、爱国民主人士和国际战士，如果被抓，将是中国的一大损失。所以当东江纵队知道日本要进攻香港时，就按上级指示第一时间进行营救。”东江纵队历史研究会会长尹素明说。

  东江纵队历史研究会会长尹素明向新华社记者讲述东江纵队香港大营救（3月31日摄）。新华社记者 吴晓初 摄

  日军张贴布告限令在港知名文化人士前去报到，否则“格杀勿论”；并公然在香港各大影院打出幻灯片，点名“请”梅兰芳、蔡楚生等人到日军占领司令部半岛酒店“会面”。

  紧急关头，中共中央领导人发出急电，指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廖承志与广东省、香港党组织和部队的负责人，要想尽办法把他们抢救转移。

  这一历史重任落到了东江纵队前身——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肩上，其中包括1942年2月成立、由香港居民组成的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

  位于香港元朗的客家大屋——适庐（4月12日摄）。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曾是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营救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的一个根据地。新华社记者 吴晓初 摄

  “我父亲是当时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政委林平。他告诉我，沦陷时期，为躲避日军搜捕，人们东躲西藏，想要把营救对象一一找来极为不易。为此，香港有关人员按名单，通过各种关系，先找到他们，再把他们转移，然后再安排他们分批撤退，同时还要避开敌人搜捕。”尹素明说。

  由于香港沦陷后物资匮乏，日军大量驱赶在港居民回内地，造成无数难民。“游击队当时把要营救的人集中起来，混入难民中。”尹素明说，有些文化人看起来很斯文，游击队还专门把他们化妆成难民的样子。

  从茅盾写作的《脱险杂记》中可以窥见当年那艰辛的“逃亡路”：1942年1月9日，茅盾夫妇等人被游击队带到皇后大道东的临时集中点，扮成难民模样，通过日军检查站，在夜幕掩护下登上停靠在避风塘的驳船，与邹韬奋等人会合。10日凌晨，他们分乘3艘小艇迅速冲向九龙，并在油麻地佐敦休息。11日和12日，他们经荃湾，到元朗十八乡的适庐歇息一晚，再渡过深圳河。13日，他们一行抵达宝安游击区的游击队临时指挥所驻地白石龙，并见到了林平等游击队领导。

  香港抗战历史研究会会长吴军捷向新华社记者讲述东江纵队香港大营救（3月29日摄）。新华社记者 吴晓初 摄

  “当年大多被营救的人走的都是这条路线。”香港抗战历史研究会会长吴军捷说，还有何香凝等不方便长途跋涉的人走的是水路，也就是从港岛坐小艇到九龙后，经西贡坐船到深圳。此外，还有的直接通过澳门到达游击区。

  在百多天时间里，共有800多名滞留香港的文化界人士、爱国民主人士及其家属在游击队战士护送下，通过不同路线，顺利逃离日军魔掌，无一伤亡，无一被捕。

  这一营救行动被茅盾称为“抗战以来（简直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而邹韬奋则题了“保卫祖国 为民先锋”八个大字赞誉东江纵队。

  这一切，是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发动群众，以周密的部署、无畏的精神、不屈的意志和巨大的牺牲促成的。

  日军搜捕给当地人带来了痛苦的回忆。“日本人在门口放了煤油，逼家人讲出游击队和文化人的去向，不然就放火。”杨永光指着适庐的大门说，当时自己的伯父杨竹南就曾被日军抓走，严刑拷问了个把月，由于一无所获才被放回。

  当年被营救的文化名人夏衍曾表示，大营救记录了共产党人和游击区军民在万分困难的环境中，舍生忘死地执行统战政策的史实，这是真正的肝胆相照。

  这样的肝胆相照不仅跨越了阶层、党派，还跨越了民族、国家。

  “我父亲曾和我说过，他们除了营救文化界人士，还营救了8名美国飞行员，并把他们安全送到后方。”尹素明说。

  “为了抢救我，你们一定动员了许多我所看不见的力量，我要和你们做永远的朋友。”美国空军中尉克尔就是被救的美国飞行员之一。获救后，他对东江纵队港九大队在敌人严密包围中奇迹般营救自己脱险感慨万分。

  1944年2月，克尔驾机轰炸日军占领的香港机场，不幸中弹，只能带伤跳伞求生。落地后，克尔在拼命奔跑的时候遇到了东江纵队的小交通员李石。

  东躲西藏、历尽艰险，最终在港九大队的努力下，克尔成功避开了日军持续半个月的搜查。在由港九大队辗转护送踏上归途时，克尔回望他曾住过的屋子，看着所有人在向他挥手告别，满怀感恩。“他们这些人竟能如此冒险来帮我……那些中国人，是何等令人称奇和美妙啊！”

  克尔回去后向上级报告：共产党在香港有坚强的力量，美军应与其合作。后来，东江纵队与美军展开情报合作，由东江纵队向美军提供香港各个机场和船坞的资料、日军防卫力量等情报。

  香港沦陷时期，游击队还营救了大量原港英军政人员及盟军遇险人员等，体现了反法西斯的国际主义精神。

  抗战时期波澜壮阔的大营救在香港留下了丰富的遗产，那些走出危难、走向胜利的人们曾翻越的山岭，仍或多或少地残留着当年的痕迹，有些已成为今天港人热衷的行山径。

  如今走过这些山径的香港年轻人，却未必知晓这段艰苦卓绝的历史。“我们正在编写《带您寻踪抗日游击队香江足迹》这本书，为行山的人们提供一些指引，来铭记这样一段肝胆相照、勠力合作的反法西斯历史。”尹素明说。

  “不忘历史，才能更好前行。”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