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地名研究历史悠久、内容丰富、传统优良，但中国长期没有形成自己的地名学科。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影响和推动了中国地名学的兴起和发展。首先，在由编辑主任黄士复、江铁主编的《综合英汉大辞典》（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17年正月初版）第2747页中，英文“toponomy”对应中文“地名学”，这是中国最早出现的地名学学科名词。

其次，葛绥成在完成《中外地名辞典》（1924年）编纂的基础上，发表了《地名之研究》（《地学季刊》第2卷第1期，1935年）一文，就地名的解释、地名的种类（自然的地名、人文的地名）、地名的构造、地名的变化、同地异名及别称、地名和国语以及翻译地名应注意的（事项）七个方面，探讨了地名学的相关内容；在该文中他虽没有提到地名学，但是做了地名学相关的上述七个方面的研究。之后他又修订了《最新中外地名辞典》（1940），进行了中外地名释义等问题的研讨，在凡例中提出了“外国地名的翻译大抵可分为音译、义译、音义译、便宜译四种”的意见。随后他还发表了题为《统一中外地名译文之我见》的论文，提出了四条翻译原则，“对于地名，不论音译或义译，均须以客观的态度，选用一种适当的译法”。这可以看作以编纂辞典为主的阶段。

再次，金祖孟在了解了西方《地名学史》、《地名学》（1872年版）（埃格里，J.J.Egli）和《地名学》（1903年版）（纳格尔，J.W.Nagl）等著名地名学专著并阅读了德文《地理学年刊》上发表于1882—1911年的十篇地名学进展报告之后，第一次将西方地名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引入中国。在此基础上他写作并发表了《地名转译问题》《地名学通论》《地名学概说》等地名学论文。在这几篇论文中他介绍了地名学通论问题，在《地名学通论》绪论中首先提出了“研究地名的学问，叫做地名学，地名学的基本工作是各别地名的研究”；之后他又解释了“地名之分类，地名是区别不同地方的符号”“地名之结构，专名在前，通名在后”“地名之含义，地名是代表地方的符号，构成这种符号的是人类表达思想、描述事物的文字”“地名之分歧（一地多名）”“地名之结群（地名群）”“地名之注写（地名在地图上的注记）”等地名理论问题。在《地名学概说》一文中，他认为地名学普遍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训诂地名学”，其目的在于解释地名的意义或寻求地名的来源；第二部分是“读写地名学”，其目的在于确定地名的正确写法和读法；第三部分是“通论地名学”，其目的在于归纳地名在地理上、历史上以至种族上、语言上的意义，初步建立了地名学理论体系。这是我国最早的以近代科学眼光来看待地名学的几篇有价值的论文，标志着中国近代地名学的发轫。这可以看作学习、引进并开始传播国外地名学知识的阶段。事实上，金祖孟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做了很好的地名学研究工作。他的本科毕业论文《中国政区命名之分类研究》， 是一篇实证研究文章，对地名学理论研究一如前述，未曾实现的设想包括地名训诂、地名与地理、地名与地区、地名和历史、地名的正读正写等项研究。他认为：“在40年代的中国，地名学的研究，显然是处于萌芽状态；地名的管理工作，尚未提到议事日程；分省编写地名词典的事，更是无从谈起。因此，我在那时的设想，当然无法同今天的情况相提而论。”1945年开始，他改从事自然地理学的教学工作，“是以放弃地名学的研究为代价的”。

最后，伴随着世界各国地名学发展的脚步，近代以来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六个方面，针对汉语地名一地多名、一名多地、地名重名、地名异读、用字生僻及含义不好等地名不规范、不标准情况，甚至某些地名的混乱现象做了大量的整理工作。伴随频繁的国际交往，地名研究和地名工作获得了新发展， 政府行为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地名标准化、规范化的进程。

除此之外，1959 年曾世英以地图出版社的名义发表了《地名译音在测绘科学上所占的位置》一文，文中指出：“地名学在国内还是一个空白点，地名译音是地名学一个组成部分，对我们来说是同样没有学习过的。”这是国内第一次指出我国现代地名学是空白学科的问题。同年，《测量制图学报》第3期又发表了曾世英修订的《地名译音在测绘科学上所占的位置及其发展方向》。同年，周有光发表了《地名译音工作的革新》一文，拟定了四种地名翻译原则，“目的是改正混乱和不准确的地名翻译现象，使我国地名学内容之一的地名正字法提高到现代科学的先进水平”。这可以看作认识我国地名学空白状况和确立地名学翻译原则（拼写译音）的开始。

总之，民国时期至20世纪60年代，我国地名学界在地名翻译原则、拼写译音方面有了较大进步，学习和引进了地名学及相关学术理论，地名学“已经成为近代科学研究的科目之一”。但问题是相关专家学者太少，研究成果不多，地名学学科还不成熟。与之后填补现代地名学空白的20世纪80年代相比，这一阶段是引进、学习国外地名学理论并以传统地名研究为主流的阶段，只能算是地名学的近代时期。因此， 有学者认为，“ 地名学是近代新兴的一门独立的学科”。

1960 年第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 曾世英做了题为《地名学应作为一个空白学科来建设》的书面发言。他提出：“研究地名意义的起源及其词义是地名学的任务，它在苏联已从地理学及语言学分支出来，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我们在这方面，直到现在还是一个空白点。为了积极地发展这门目前还是空白的学科，赶上国际水平，我们测量制图工作者殷切地希望把地名学作为一个空白的学科，迅速建立起来。”苏联地名学家B.A.茹奇科维奇在《普通地名学》一书中认为：“地名学作为一个知识部门，离不开语言学、历史学和地理学。由此可见，它处在语言学、历史学和地理学三门学科的范围以内。地名学的这种综合性质，随着它的发展而越来越清楚。”借鉴西方，尤其是苏联的经验，曾世英及有关专家不仅呼吁建立现代地名学学科，而且指出了地名学的定义：“地名学是近代新兴的一门独立的学科， 它是综合地研究地名的源流、分布情况、演变规律及其应用的一门学科。”在这里， 他们不仅指出了地名学的定义，而且强调了地名学是近代新兴的一门独立的学科，“近代新兴”应该从民国时期开始。这一学科定义与金祖孟的“研究地名的学问，叫做地名学”相比内容更系统、更具应用性。适应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的需要，有关专家提出了建立“中国地名学”的倡议。

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国尚不存在现代地名学，这是客观事实。同年，在上海史学会年会上，谭其骧教授做了题为《历史地名的史料意义》的报告，期望历史学家、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共同协作建立“中国地名学”学科，“他认为国外已有这一学科而我国尚未建立起来”。曾世英、谭其骧所讲“中国地名学”就是中国现代地名学。专家学者的上述呼吁，不仅指出了当时中国现代地名科学尚属空白的严峻事实，而且推动了现代地名科学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兴起和发展。

1962 年，在中国地理学会年会上，曾世英、杜祥明提交了题为《地名学的国际现状与研究方向》的论文，详细地介绍了地名研究的国际现状，提出了中国地名与地名学研究的任务，指出了建立我国地名科学的必要性。曾世英所说的作为“空白学科”的中国地名学显然已不是古代传统地名研究，也不是近代地名学， 而是现代意义的地名科学。曾世英还阐述了地名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及地名与地名学的属性：“地名是地理事物的名称，属于语言词汇范畴。研究地理离不开地名，地名本身则为地名学研究的对象。人们在给地理事物命名时，在语音、词义以及构词法、书写法上，无不带有民族特色，并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当地的社会与自然的特征。故语言学者和地理学者常借助地名来研究古今语言的变化及自然景观与社会状况的演变。”可惜“文化大革命”的狂潮淹没了刚刚破土而出的地名科学幼芽。

1985年，曾世英、杜祥明又强调“地名学是研究地名的起源、语词构成、含义、演变、分布规律、读写标准化以及与自然和社会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一门科学”，“地名学研究的对象是地名，它是社会现象，因此它应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同年，史念海总结我国近代地名研究的发展过程，指出：“虽然地名及地名的解释工作受到历来舆地学者的重视，可是我国的地名学还不能说就此形成。”他还指出：“地名学和历史地理学在那时不仅不能独立自成科学，就是这样的名称也从来未曾见到有人提过。历史地理学稍胜一筹，还能以沿革地理之名为那时学者所齿及，地名学连这一点也是难于谈到的。”显然，以上所述的地名学发展困境是由传统（古代与近代）地名研究长期处于史学、语言学、舆地学的附庸地位决定的。我们把这一阶段称为中国近代地名学发轫与发展阶段。

总之，曾世英、谭其骧、史念海、褚亚平、杜祥明、史为乐等学者自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发表的一系列地名学论文基本完善了现代地名学基础理论。他们强烈的呼吁为中国现代地名科学的兴起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也为其酝酿了更为强大的喷发力。1979年，全国召开第一次地名工作会议，标志着我国近代地名学与现代地名学的分界。1979年是地名学史上的关键分界年，前一年国家在北京成功地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后一年则又召开了第二次地名工作会议。“文革”过后，中国现代地名科学研究的热潮便迅速地兴起，现代地名科学取得了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