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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故里 东方圣城--<千年古城>之曲阜
阅读:156615次 更新时间:2023-05-30

山东曲阜,孔子故里,东方圣城。

在中国,因人而知名的地方不胜枚举,但千百年来围绕一个人而设计建设的城市,却只有曲阜,堪称神州唯一。

曲阜,古为鲁国国都,曾一度名为鲁县,如今是山东省的一个县级市。它地处山东西南部,东连泗水,西抵兖州,南临邹城,北望泰山,距省会济南135公里。

曲阜设县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可以说,它既是一个有着史前文明,又是一个烙有历代印记的地方。不过,最终令它名垂青史并享誉世界的,是诞生于此的孔子及他所开创的儒学。

走进曲阜,徜徉在以“三孔”(孔庙、孔府、孔林)为核心的圣城里,那一街一巷、一碑一木、一山一水,似乎都在讲述着一个圣人与一座城市的故事,讲述着几千年来围绕这位圣人所发生的一幕幕历史剧。可以说,了解了儒学,就了解了中国;了解了孔子,就了解了曲阜。

古老辉煌的曲阜史

曲阜,始建于公元前249年(时称鲁),596年改称曲阜。“曲阜”之名,因“鲁城中有阜,委曲长七、八里,故名曲阜”(《礼记》)。然而在此之前,曲阜已经经历了一个漫长而辉煌的历史时期。它的漫长,要以数千年来计。它的辉煌,涉及开创中华文明的源头。要了解曲阜,还是先从那座“寿丘”牌坊说起吧。

“寿丘”牌坊,地处曲阜东北郊区,与孔庙中那一座座极尽精美的牌坊相比,显得简单而朴实,除了上面刻着的“寿丘”二字,就再没有什么能够显示它来历的东西了。

停车四顾,周围便是寻常的民居和纵横的阡陌。附近的是一个略显奇怪的地名:旧县村。然而,追寻这个地名的由来,却为我们拉开了曲阜那并不广为人知,却又更加深远宏大的历史之幕。

东夷文明的源头

早在孔子诞生数千年前,曲阜就是中国史前文明最重要的一个分支——东夷文化的中心地带。在这里,东夷人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为华夏文明的形成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据史学专家考证,“夷”这一族称,以甲骨卜辞关于尸(夷)方的记录为最早。郭沫若先生说:“尸方当即东夷也。征尸方所至之地有淮河流域者,则殷代之尸方乃合山东之岛夷淮夷而言。”古籍中也有记载,夏代的东方(指今安徽、山东、江苏一带),已有众多夷人部落。“东夷”盖源于此,亦是淮夷、莱夷、鸟夷、岛夷、湡夷等东部夷人的统称,其中很多部落属华夏族群。

夏代的曲阜,地处华夏东部中心地带,那时已有东夷人聚居。其实近代考古发掘已经证实,曲阜的东夷历史还可以推向更早。

1981年9月,在曲阜西北方的沂源县,考古学家发现了距今四五十万年前的猿人化石,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山东人,按惯例以其发现地被命名为“沂源人”。其后又陆续在附近地带发现了距今约二三万年前的旧石器文化遗迹。此时,“沂源人”已在漫长的生存发展中步入了智人阶段,进入了氏族社会阶段。

进入新石器文化时代后,以泰山、曲阜为中心的东夷文明日渐发展和拓展,其发展程度丝毫不亚于中原地区。仅从目前曲阜发掘的22处以及邻县多处的新石器遗址来看,早在大汶口文化时期,当地人已会种植多种农作物、饲养多种家畜,生产工具有磨制精细的石斧、石铲、石锛、石凿,骨器有铲、凿、锥、针。而到了龙山文化时期,这里开始出现陶器、铜器,说明他们已经可以烧制鬹、鼎、盆、壶、豆、杯等精美的陶器,并能够生产和加工铜器。其中,薄如纸、明如镜、黑如漆,并饰以精细的花纹图案黑陶,被称为“龙山黑陶”,就是其重要的标志之一。

在曲阜发掘的22处史前文化遗址中,多数属于龙山文化遗址。这一时期,生活在曲阜的东夷人以农业为主,同时也狩猎、打鱼、蓄养牲畜;他们有骨卜的习惯,已经开始使用铜器。那时已经进入了父氏氏族社会,私有财产已经出现,同时也标志着开始进入东夷文明的时代。

大量的考古发现表明,从距今8000年前的北辛文化开始,到距今6300-4200年间的大汶口文化,从距今4600-4000年的龙山文化,到与东方夏王朝同时并存的岳石文化,曲阜地区的远古文化系统而完整,罕有地区可与比肩。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从全国范围的考古发现和史料记载来看,在文字记载、城市发展、冶炼金属、制造工具等诸多判断文明水平的要素方面,东夷文化都走在了前列。这一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对包括河南、陕西在内的全国许多史前文明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比如,流行全国的“鼎、豆、壶”组合而成的礼器、祭器,就是源自东夷文化。而大汶口文化中发现的陶文,龙山文化中发现的大量骨刻文,则是中国文字的源头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早期的东夷(时称夷),是华夏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到了周朝,东夷演变成了古汉族对东方非华夏族的泛称,所指的对象随中原王朝疆域变化而变化。故在《礼记王制》中又有“东曰夷、西曰戎、南曰蛮、北曰狄”的记载,并正式出现了“东夷”的称谓。之后,肃慎(古东北民族称谓,是现代满足的祖先)也被归入东夷的范围。再往后,日本和朝鲜也被归入东夷。

自西周以来,受“尊夏卑夷”观念影响,人们对东夷文化的认识,一直存有偏见,认为只有生息在中原地区、以黄帝为始祖的华夏族所创造的文化,才是中华民族古文明的正统,而其它民族的文化包括东夷文化,则是在不同程度上受中原文化影响而产生发展的,自然也是落后于中原文化的。

如今,面对大量的考古发现,许多历史学家明确提出:东夷古文化并非来源于中原地区,也不是受中原文化影响而产生和发展的。它是由古东夷人自己创造的一种独特文化,并且在许多方面要领先于包括中原文化在内的其他文化。早期的华夏文化,是东夷文化与中原文化在后来不断发展、交汇、融合中,逐渐形成的。同时,也说明,曲阜所在的地区乃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源头。

“三皇五帝”的印记

那是中华民族文化始发时期的传奇。传说中的“三皇五帝”,一般认为“三皇”指伏羲、神农氏、黄帝,“五帝”指少昊(皞)、颛顼、高辛(帝喾)、帝尧、

舜。他们几乎都与曲阜有密切的关系。其中,本章开头所说的“寿丘”牌坊,实际就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标志——中华人文始祖黄帝的诞生地。

“三皇”中的伏羲,古籍中就有不少记载。如:“太昊伏羲氏,以木德王天下,死,祀于东方。”(《吕氏春秋·孟春纪》)这里的“东方”,即今安徽、山东、江苏一带。《左传·昭公十八年》载:“梓慎登大庭氏之库以望之。”“大庭氏,古国名。在鲁城内,鲁于其处作库。”文中讲到的“大庭氏”就是曲阜。

《左传·僖公二十一年》载:“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太昊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是说以上4个风姓古国,都是太昊伏羲后裔建立的国家,他们祭祀的是其先祖太昊及济水之神。有学者考证,这4个小国,正处在以曲阜为中心的汶泗流域。

由此推断,太昊伏羲氏曾在此或近此区域活动。实际上,在曲阜城内过去确有伏羲庙,所创年代不详,清时为三皇庙,奉祀伏羲、神农、黄帝。

“三皇”中的神农,跟曲阜的关系更为确凿。西晋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说:“神农又营曲阜。”“炎帝自陈迁都曲阜。”《春秋历命序》:“炎帝号大庭。”《郡国志》曰:“神农自陈徙于此,昔大庭阪。”《地理志》云:曲阜大庭氏之墟,鲁于其上作库。晋谯周曰:曲阜城东有大庭坡,炎帝所居。

神农到曲阜后,“因天之时,分地之利”,“斫木为耜,揉木为耒”,教民耕作播种; 又“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直到清朝所修的曲阜《阙里志》中仍有记载:“神农祠在鲁城归德门外,今村名犁铧店,神农试耕之所也。旧有坊曰‘粒食之源’,今废。又神农开市处坊曰‘日中古市’,在曲阜城内城隍庙之南里许。”

“三皇”中的黄帝,诞生于曲阜。大约公元前27世纪末叶,黄帝诞生于曲阜寿丘。皇甫谧《帝王世纪》中说:“黄帝生于寿丘,长于姬水,因以为姓。居轩辕之丘,因以为名。”“黄帝自穷桑登帝位,后徙曲阜。”《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母曰附宝,之祁野,见大电绕北斗枢星,感而怀孕,二十四月而生黄帝於寿丘。寿丘在鲁东门之北,今在兖州曲阜县东北六里。生日角龙颜,有景云之瑞,以土德王,故曰黄帝。

“轩辕之时,神农氏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其中主要作乱者为蚩尤和炎帝。于是“黄帝乃徵师诸侯”,先“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胜之。后“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也就是说,在神农氏衰弱,各部落相侵伐之时,黄帝乘势而起,征服了炎帝和蚩尤,统一了天下,进而取代神农氏,被各部落尊为天子,也被后人尊为中华人文始祖。从此,中华民族的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黄帝是奠定中华民族基业、肇造中华远古文明的第一人。 所以,作为他诞生地的一种标志,曲阜东北郊的这个“寿丘”牌坊,在中华文明史上有着无与伦比的意义。

而“寿丘”牌坊附近的那个“旧县村”,自然与黄帝密切相关。据明代《兖州府志·沿革志》记载:“宋大中祥符元年,以轩辕降于延恩殿,谓曲阜有寿丘,改名仙源,属袭庆府。”《曲阜县志·古迹》说,宋大中祥符元年闰十月,宋真宗以始祖黄帝生于寿丘之故,下诏改曲阜县名为仙源县,并徙治所于寿丘。诏建景灵宫于寿丘,以奉祀黄帝。说明“旧县”之名即“仙源”,它就是为纪念皇帝的诞生地而得名的。

“五帝”之一的少昊,是黄帝的儿子,在25个兄弟中继续了黄帝之位。《兖州府志·帝迹志》云:“少昊金天氏,姓已名挚,黄帝之子玄嚣也,……黄帝之世降居江水,邑于穷桑,故曰穷桑氏”。“穷桑”,古地名,即今山东曲阜,是当时少昊的食邑和后来的陪都。而“穷桑氏”则是当时东夷部落联盟首领的古称。

继承黄帝之位的玄嚣,因修太昊之法,故称少昊。传说少昊在位时,设工正、农正管理生产,订立度量标准,观测天象,制定历法,发明乐器,创作乐曲,以鸟名官……作为东夷首部落首领之一,影响极为深远,因此人们又把东夷文化称为少昊文化。

“五帝”之一的颛顼,是少吴的兄弟昌意的儿子。《史记·五帝本纪》:“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帝王世纪》载:“颛顼生十年而佐少昊,二十而登帝位。”《吕氏春秋》载:“帝颛顼生自若水,实处穷桑,及登为帝。” 穷桑,位于寿丘(黄帝出生地)、少昊陵之后,宋代绘《鲁国之图》上亦标明穷桑之地。清朝修的《阙里志》记载:“颛顼祠在曲阜城外东北,今为玄帝庙,故老传为古颛顼祠。考颛顼城在曲阜东南山中。”

五帝之一的帝喾是少昊之孙。《五帝本纪》载:“颛顼崩,而玄嚣之孙高辛立,是为帝喾。”其袭承祖业,自然也与曲阜密不可分。

五帝之一的帝尧,故里何在,众说纷纭。曲阜亦是其一。当地记载:曲阜北有石门山,山前有古墓,世传为尧王坟。《滋阳县志》说:尧祠“在县城东七里,今属曲阜县。” 清修《兖州府志·祠庙志》云:“尧祠在城东七里,不详所创。唐翰林李白有尧祠诗,宋学士李昉有尧祠碑记。”

五帝之一的帝舜呢?他也是东夷人。《孟子·离娄下》云:“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至于他和曲阜的关系,司马迁《史记》有明确载:“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一年而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是说,舜曾在曲阜这一带做过家用器具,但凡他所居住过的地方,一年变成村落,二年成了乡邑,三年后就发展成为了都会。

此外,舜的助手皋陶也是曲阜人。《史记·夏本纪》载:“皋陶生于曲阜,曲阜偃地,故帝因之而以赐姓曰偃。”皋陶曾奉命与禹同治水土。后来,“尧禅舜,命之作士;舜禅禹,禹即帝位以咎陶最贤,荐之于天,将有禅之意,未及禅,会皋陶卒。”如果不是不幸早逝的话,皋陶或许也将是位与曲阜有关的帝王。

总之,历史上传说的“三皇五帝”,均与曲阜有关。他们在这里留下的足迹和传奇故事,使得这片古老的土地充满了神奇。但这些还都只是开始,更加辉煌的传奇,还在进入了商代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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